味苦性温，功擅活血行瘀，通经止痛，一般用量为9g。全草均入药，但用其鲜根每日g，水煎(需煎熬二三小时)早晚分二次服，连用15日为一疗程，对于丝虫病、橡皮肿，具有捷效，其腿围缩小、组织松软，均有明显改变。有报导药后腿围缩小者占93.3％，患腿组织软化、皮肤松弛者占73.3%。服药时间最长者15天，最短者10天。在服药期间除有个别病例在服药三天时，出现上腹部胀痛，水样便日4～5次，或中途喉头潮红肿胀，或呈感冒样，但经分别对症处理而消失，并未停药，其余患者均无特殊反应或不适。这也是在前人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有了发展。其所以见效之理，个人认为有三点：一是因本品苦能降泄，温能通行，善于破血除胀；二是专用生根，长于消肿：三是加大剂量，增强效能，所以在短期内获得好转或痊愈。但也要注意患者体质，不能孟浪滥用。

甘咸气寒，专入血分，功擅凉血解毒，对于血热毒盛的痧痘斑疹、丹毒风疹等症，有清泄解毒之作用，并能预防麻疹：通常用量为3～9g。《别录》虽载有“通水道，疗肿胀满痛”之说，但用大量治疗绒毛膜上皮癌，则是近几年的事，也是中西结合的创获。有关这方面的资料，各方面报导甚多，不能一一列举，仅以姚津生氏报导的三例来说，一例葡萄胎后发现绒毛膜上皮癌，虽即行全子宫切除术，仍继续发现左肺上部转移性癌肿，遂用紫草每日60g，水煎分二次服，先后共服g，经摄片证实病变巳吸收，健康恢复，从事工作。一例病情与上相同，服药20天，即显著好转：余一例为卵巢绒毛膜上皮癌，因年龄较大、发病时间较长，虽服用近g，并无效机。但总的说，是令人满意的，在应用上有了发展。在这里应提一下的，就是紫草有滑肠通便的副作用，凡服后有腹痛泄泻的，可伍以炒白术15g、广木香8g。

性味甘平，功专润肺养肝，滋肾益气，对于肝肾阴亏，虚劳不足最为适合，一般用量为9—15g，但用量增至每日60g，则有止血之作用，凡齿宣、鼻衄及皮下出血(如血小板减少紫斑病等)之久治不愈，症情顽缠者，服之均验；每日用本品60g，水煎分服，连服3～5日可以获效。如用量小于45g，效即不显，这也反映了用量与作用的关系。

性味苦辛而温，能祛风化湿，一般多用于头风鼻渊、风湿痹痛及疮肿癣疥，常用量为6～15g，但增大其剂量，则能治疗麻疯及结核性脓胸，其治麻疯的剂量，曾有分为每日g，—次煎服；每日g，二次分服；每日g，三次分服等三种，而其疗效亦随剂量之加大而提高。至于治疗结核性脓胸，根据叶如馨氏报导，亦需每日用g左右，奏效始著，服后能使脓液减少、变稀，血沉率降低，连服三月，疮口即逐步愈合。如果只用常用量，是不会收效的。

以上仅是举例而己，类似者是不胜枚举，如用大剂量的防风解砒毒、桂枝治慢性肝炎与肝硬化、木鳖子治癌、青木香治高血压、鱼腥草治大叶性肺炎、合欢支治肺脓疡、大蓟根治经闭、枳壳治脱肛等等，但就本文所列述者而言，己充分地说明中药用量与作用的关系是非常密切重要的。

中药用量的决定，是要从多方面来考虑，但要它发挥新的作用或起到特定的疗效时，就必须突破常用剂量，打破顾虑，才能达到目的；正如孙台石在《简明医彀》所说：“凡治法用药有奇险骇俗者，只要见得病真，便可施用，不必顾忌”。例如益毒草用小量是活血调经，用大量就能利水消肿与平逆降压；夏枯草用小量仅有清肝火、散郁结之作用，但用大量则能治菌痢及调整肝功。因此，中药用量与作用的关系是非常密切重要的，是使用中药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。

为什么增大剂量能加强或产生新的作用呢?这原因当然很多、很复杂。但总的一个方面，是否可以说是符合“量变质变”的法则呢?从这一法则的推演，可能会发现更多的药理机制，发挥药物的更大作用。不过，加大剂量必须在一定条件下，在一定限度内确定，才能由合理的数量的变化，引起良性的质量的变化，否则缺少一定的条件，超过一定的限度，这种量变转化的质变，就会由好事变为坏事．产生不良的副作用或严重的后果。例如槟榔用75～90g是起驱虫作用的，但如再增大剂量，患者的机体适应能力，将不堪忍受，而出现休克或严重的后果等等。明·张景岳在其《全书》中曾说：“治病用药，本贵精专，尤宜勇敢；……但用一味为君，二三味为佐使，大剂进之，多多益善。夫用多之道何在?在乎必赖其力，而料无害者，即放胆用之”。是可以作为我们参考的。

增大剂量，不是盲目的、胡乱肯定的，而是根据古今文献资料线索的引申，或是民间实践经验的事实，通过临床实践、系统观察才提出的。例如用大量荠菜之治尿滞留，一方面民间流传有此经验，一方面现代药理分析，证实它有直接兴奋子宫、膀胱等平滑肌的作用，所以使用它治疗尿滞留是完全合理可靠的，便能推广应用。又如夏枯草之治肝炎的转氨酶升高，是从它善于清泄肝胆湿热、散郁结、补肝血之功能而推演，并经临床实践，才提出应用的。所以加大用量，不是凭空臆测，而是有线索依据，引伸演绎，经过实践观察，方始确定和推广的。戴复庵在《证治要诀》中提到：“药病须要适当，假使病大而汤小，则邪气少屈，而药力已乏，欲不复治，其可得乎?犹以一杯水，救一车薪，竟不得灭，是谓不及。”就是这个意思。

中药加重用量，产生新的功能，发挥它更大的作用，是值得我们重视的，但在具体应用时，还必须辨证论治，因证选方，随证加味，不能简单草率，以免偾事：例如用大量刘寄奴治丝虫病橡皮肿，具有捷效，但其专入血分，走散破血，凡气血较虚，或脾胃虚弱，易于泄泻者，即宜慎用。益母草之治肾炎水肿，亦宜随证加味，奏效始佳。这是使用中药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，如果忽视了这一点，将是最大的损失、原则性的错误。

最后还要说明一下的，就是增大药物用量，使之发挥更大作用，要有选择性、目的性的进行，不是所有药物加大了剂量，都会加强和产生新的作用；同时，也不能因为增大剂量，可以加强药效，就忽视了小剂量的作用，形成滥用大剂量的偏向，既浪费药材，增加病员的负担，更对机体有损，这是必须防止的一个方面。因为疗效的高低与否，决定于药证是否切合，所谓“药贵中病”，合则奏效，小剂量亦能愈病。“轻可去实”，“四两拨千斤”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戴复庵又说；“二者之论(指太过、不及)，惟中而已；过与不及，皆为偏废”，是辨证的持平之论，值得深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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